去产能与增产量之惑 中国钢铁去产能困境分析
作者： 日期：2017-08-10 来源： 关注：16
一、去产能与增产量之惑
2016年是中国钢铁行业去产能的开局之年，国务院提出了未来5年内淘汰1-1.5亿吨钢铁产能的目标，其中2016年计划淘汰4500万吨。随着2016年进入尾声，去产能的步伐也不断加快，截至10月底，钢铁行业已提前完成全年去产能目标任务。
然而钢材产量与去产能的数据并不一致。根据统计局的数据，3月以来全国粗钢产量连续处于增长状态，最低的同比增速为4月份的0.74%，近3个月的同比增速更是超过3%，10月份的同比增幅高达3.61%;截止到11月份，日均粗钢产量为220.97万吨，也比1月份的201.78上涨了9.5%。
图1：粗钢产量同比增速与去产能进度
图2：日均粗钢产量及同比增速走势
尽管去产能的进度似乎足够令人满意，而钢材产量的一再增加却令人困惑：为何二者的变动并不同步，甚至出现了相反的走势?这又该如何解决?本文试做一分析。
二、钢材产量增加符合市场逻辑
2.1.钢厂产量增加是盈利改善推动的结果
今年以来钢材价格一改以往下降的颓势，出现了一波上涨，调整后处于高位慢涨的状态。先是3、4月份的一波快速上涨，两个月之内Mysteel普钢综合价格指数涨幅高达43.94%。经过一个阶段的调整后，从7月1日到目前为止钢材价格进入了一个高位上涨的状态，到12月9日Mysteel普钢综合价格指数报收128.26点，涨幅高达42.6%。
随着钢材价格的上升，今年的钢企盈利情况较往年有了大幅好转，根据Mysteel提供的监测数据，在2015年7月份的时候，钢厂的盈利面一度出现接近3%的水平，而到了2016年盈利面开始大幅改善，特别是3月份以来，钢厂盈利面最低的也超过40%。
图3：近两年来钢材价格指数走势
图4：近两年来的钢厂盈利情况
作为逐利的市场主体，钢企的决策一定是基于盈利水平的考虑。我国的钢铁生产企业众多，产业集中度低，在价格可以保证盈利的情况下，产量的反弹是必然的。这样的市场结构决定了，只要还存在盈利，钢厂就有足够的动力增产。
2.2.钢厂盈利改善源于强于预期的需求
下游需求超过预期。在今年的行情开启之前，各方对钢材的下游需求基本上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但实际情况大大的好于预期。钢材的主要下游房地产和汽车在货币与政政策的刺激下，相比去年均出现了大幅增长。基建为完成托底任务，在PP等项目的推动下，同比增速仍大幅高于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所有这些都大幅增加了钢材市场的需求，也大大出乎各方意料。
图5：本年度房地产施工面积走势
图6：近两年来的基建投资情况
出口也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特别是2-7月份，钢材出口量同比保持了增加的态势，钢材出口占我国钢材总产量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10%左右，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内的钢材供求局面，对于钢材价格的强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8、9月份钢材出口量出现了下降，但仍占我国钢材总产量的9%，对于国内钢材价格的上涨起到了积极作用。
钢材下游产业的表现，支撑了对钢材的需求，即使钢材供给量增加，也能够保证相对较强势的钢材价格。
三、去产能符合本届政府调控经济的逻辑
3.1.本届政府对去产能问题的认识
去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首要任务，而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反应了决策层对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控经济手段思路的转变。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的情况下，各项传统经济管理工具均以需求刺激为主，但目前的边际效用均大幅下降，为达到同样的经济增长效果需要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在需求管理效果不明显的背景下，本届政府转变经济政策的逻辑，开始通过供给端的改革入手，试图扭转一直以来经济的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优化。
本届政府的经济发展理念通过各种渠道已经展示的很明显了：以经济结构转型和供给端的改革为突破口，为实现经济的顺利转型，可以容忍暂时的经济低增速，当然更可以容忍某一行业和经济部门的暂时波动因此在钢铁行业去产能的过程中，必定会出现的价格的波动、企业经营风险的暴露等等，政府都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只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和波动，钢铁产业去产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会被认为是必须经历的阵痛，顶多会调整去产能的进度和节奏，但不会停下。
3.2.本届政府去钢铁过剩产能的手段
尽管中央用下达“军令状”的办法向地方摊派过剩产能压减任务，但本届政府的核心思路仍是“由市场决定需要关闭哪一家企业”。按照楼继伟的说法，我国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更何况现在的钢铁行业中民营企业达到50%以上，政府也无法向企业下达指标。在权威人士的判断中，去产能的手段讲的很清楚：“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门槛准入、制度建设和执法力度”，还有通过信贷政策的调整，给僵尸企业断奶。实质上是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调整，改变各个企业的外部约束条件，迫使其退出过剩产能。
改变整个市场的运行环境，实现过剩产能的退出，这一思路在今年以来的经济政策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环保要求、技术指标都只是具体手段。今年以来的多轮环保督查就是一个例子，环保组不仅要查各项环保、生产手续是否齐全，另外还要对各项环保设备、排污情况进行实地检测，并且群众还可以随时举报。
推动钢企资源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是另一重要手段。产能的分散是过剩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分散状态下的去产能极易陷入“囚徒困境”之中。目前我国钢铁产业的行业集中度极低，而且还处于进一步下降的状态：2010年前10家产业集中度尚有48.6%，2015年就只有34.2%，这极易引起过度竞争和价格战。因此推动钢企的整合是另一着力点，决策层要求“十三五”期间钢铁行业将形成3～6家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旗舰型企业集团，这意味着大型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将增多，近期武钢与宝钢的战略重组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四、钢铁行业去产能过程中的冲突与协调
4.1.行政手段与市场调节的冲突与协调
市场主体的逐利性是无法消灭的，产量的供给要服从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这也是行政命令无法消灭的。基于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在7月份号称史上最严厉的环保督查的时候，笔者就曾预言，运动式的去产能短期内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长期来看，出现产量的反复是不可避免的，近两个月的钢材产量的增加验证了这一判断。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在于，通过行政手段钢铁行业的去产能只会推升钢材价格，而钢材价格的上涨会提高钢企盈利水平，从而刺激钢企增产。
在我国的钢铁行业去产能的过程中，这一点一再得到验证。差不多十年前我们就开始提出去产能的任务，但历史已经证明了，虽然短期内会有效果，但长期产能是越去越多，大体上呈一个波浪型上涨的趋势。在2009年1月的时候，日均产粗钢只有132.88万吨，经过不断的“去产能-复产”的博弈，到了2016年6月一度接近翻番的日均231.57万吨了。
图7：中国粗钢日均产量变化
4.2.各利益相关方的冲突与协调
在去产能过程中，主要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了：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者)，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者)，各钢企(政策针对对象)。这三方中只有中央政府有坚定的决心推动去产能，地方政府则有各自利益纠葛，钢企在当前有盈利的情况下，则是最不愿意关闭产能的。所以说，当前的去产能力度虽大，阻力也大，短期的政策执行力度决定了去产能的成绩，而盈利水平决定了钢企产量的水平和长期的供给能力。
执行层面，地方政府利益与中央政策的不一致性，带来了去产能的困难。钢企在地方上的利益纠葛太多太深，一地的税收、就业以及政府官员的政绩都与当地钢铁企业密切相关。在没有找到新的产业支撑地方发展之前，指望地方政府自觉自主的去产能，自然是难上加难。这也是为什么，近期出台的政策需要中央的政府部门到地方推动的原因，屡次派出的督察组就承担了推动地方执行中央政策的作用。
企业层面，当前钢企盈利尚可，并不愿意关闭产能。近期的钢价上升，带动吨钢毛利改善，本年度是近年来钢企少有的盈利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行推动去“产能”尚可以接受，如果是直接要求去“产量”，各钢企必然百般不情愿。当开始限制产量的时候，可能钢铁行业的央企会较为顺从，其他性质的企业，特别是民企必将会有某种方式的反弹。
五、钢铁行业去产能路在何方?
在历史的角度看，去产能最好的时间点是在整个行业不景气，钢企普遍亏损的情况下推动，这个时候的阻力最小。在2009年前后，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但是并没有把握住，反而是采取宽松政策，让大量的过剩产能得以存活，甚至还有所扩张。今天所面临的难度，比2009年更是大大增加了。
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看，钢铁等过剩行业去产能当然非常必要，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新产业和新产能的供给。一方面，新产业和新产能可以为地方提供产业基础，支撑地方发展，这才有可能保证地方与中央利益的一致性，让政策得到坚决彻底的执行。另一方面，新产业和新产能为社会资本提供新的盈利机会，减少各市场主体的阻力。
从手段的角度看，市场化去产能时间缓慢，但效果持久，一般不会反复;行政手段去产能效果立竿见影，但是成本高昂，出现复产的可能性极大。权威人士的设想中，去产能的手段一是靠提高环保、质量、安全等各种门槛准入，二是通过信贷政策的调整，给僵尸企业断奶。这些方法已经在今年以来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对信贷的政策调整，严格控制对违规新增产能的信贷投入，支持企业债务重组和兼并重组，支持银行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此外，对钢铁行业土地审批的控制，对媒体曝光去产能过程中的种种不法行为的支持等等，皆为可取之策。
从下一阶段的政策动态来看，目前的力度已经非常之大，全年去产能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在钢铁产量继续增加的情况下，有关钢铁行业的各类政策预计会继续收紧，旨在产能出清和进而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措施会陆续出台。去产能最后将会去向限制产量之路，而不再是各地方上报的“产能”。